习指出“一定要坚持党中央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一定要坚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一定要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，一定要坚持把机构改革作为重点，一定要坚持“瘦身”和“健身”相结合，一定要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一定要坚持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。”这一论述，对于行政机构改革、促进机关瘦身，提高行政效能意义重大。然而，不少省地级市政府“十副市长多委员（协）会”现象不但没有正真获得改善，反而出现愈演愈烈的迹象。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深感忧虑，纷纷质疑为什么中央的决策得不到落实？谁该为此负责！

  地级市政府副职失控、决咨委泛滥、委员会丛生、协会失序，构成了多重叠加于正式治理架构之上的沉重“负担”。据调查，典型地级市的决咨委和研究（协）会专职公职人员总数一般在20-100人之间（含事业编），普通地市决咨委和研究协会的年经费通常在 100-1000万元 区间，核心研究机构（如发展研究中心）可能更高。这种结构性冗余消耗巨量资源，却稀释责任、降低效能、挤压市场与社会活力，形成“加人加岗未必加效能”的悖论。“减负从副职和委员（研究）会做起，应当成为共识。”这既是直面当前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困局的清醒判断，也是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切口。只有凝聚改革共识，精简副职、清理委员（研究、协）会等核心部位，才能打破内卷循环，释放治理活力，真正迈向简约、高效、现代的治理模式。

  治理“负担”首先直观体现为组织与人员的超载，冗员冗官冗机构、再加冗委员会、研究（协）会大量充斥，不断野蛮生长，造成体系膨胀，内卷加剧，互相掣肘，行政效率愈发低下。“十副现象”是对副职岗位泛滥的形象概括，在部分地级市、县已成常态。每位副职往往衍生出由副秘书长、配套科室组成的“微体系”，形成叠床架屋的副职矩阵，俨然成为封建分封时的王公贵族，让职能部门无所适从。与此同时，“领导小组”“委员会”“临时办公室”层出不穷，某地级市曾统计此类机构达327个，近半数职责交叉。此外，退休党政领导干部领衔的诸多依托行政背景的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、行业协会、学会等“二轨机构”在监管缺失下无序扩张，与正式系统形成利益共生网络。这三者相互依附，共同构成了压在治理效能之上的“三重负担”，编织出一张密而低效的权力之网。

  这些年，面对新生事物，各级政府不是加强学习，跟上社会事务发展节奏，不断转变机构职能，将严重缩能、失能的机构撤并重组，发挥效能。它们宁愿把失去存在必要的机构养起来，也不拆分撤销，让僵尸机构大量存在，而不断设立新的机构，招来新公务员，形成职能扩张的依赖，既增加了编制安排人员，又有了宣传政绩策筹码，介绍经验出成果，各地互相学习，盲目攀比。这种面对新事务，习惯于“增岗增人”而非调整职能、撤并失能加价购“优化机制”，陷入“事设岗、岗增副”的循环，导致副职随职能同步膨胀。在干部晋升上、领导干部只要不出大事，平稳执政，就能够升迁，只能上不能下的怪圈，不愿担当和共同负责成了共识，形成了组织行为的“帕金森定律”，官员倾向于增加下属以彰显权威、分摊风险，副职及团队扩张成为“安全”选择，催生冗长的审批链与决策层级。

  副市长太多，机构臃肿，互相掣肘，正常的行政规范遭到破坏，机构职能混乱，体系崩塌，形成“委员会治理”异化。政府美其名曰，为了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，组成许多跨部门协调机构初衷良好，却易沦为形式化议事场或人员安置的“蓄水池”，明明有生态环境局一大批人员，却还设立“太上皇”“大气办”，机构重叠，互相掣肘，空耗资源而无实质产出。党政主要官员害怕退休老领导找麻烦，为了安抚他们，效法上级或者另外的地方，设立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，而且委员（协）会与行政权力的利益捆绑，还设有专职机构和人员为其服务。这些退下来的人在位的时候也没做出什么过人的成绩，也不见得有经纬天下的智慧，就是学习新事物也不很内行，退下来能有什么研究决策的能力，摇身一变成了决咨研究（协）会的主任、研究员，只能是网络自己的势力，扩大交往圈子，延续行政和财务权力，它们的研究成果也是职能部门写出的材料。花钱让人编篡整理成册，客观上侵犯了职能部门的业务，阻碍经济社会进步。这些权宜之计不是为发展，而是为了、不出事、保平安、好升迁。现实中，还有部分协会依托政府和主管单位，从事“收费背书”业务，形成隐性的权力变现渠道，扰乱市场秩序。

  机构编制得不到贯彻落实，副市长和委员会、研究会（协）的无序膨胀，加大了行政和社会成本，造成不可承受的内卷之重。决策效率耗散，职权碎片化导致协调成本激增，“公文长征”与“领导排期”常延误决策时机，应急响应能力变弱。政府为维持庞大副职团队及各类机构的开支巨大，大量消耗本可用于民生与发展的宝贵资金，一些临时机构耗资不菲却成效寥寥。“集体分管”责任主体模糊，易导致责任稀释，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时相互推诿，问责难以落实到人，损害政府公信力。体质机制的不顺，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的大量涌现，行政、市场与社会活力受抑，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，依托政府权力，形成的垄断及隐性行政壁垒抬高经营成本，挤压市场主体、中小企业生存空间，抑制社会创新动能。

  副市长、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的迅速膨胀，行政资源分散，吃财政的人员过多，“龙多不助旱，官多更混乱”是经验教训的最好诠释，也是对乱象的高度概括。有提醒，全国人民有呼声，举国上下凝聚“减负从副职和委员（协）会做起”的共识，重点是将其转化为系统性改革行动。

  贯彻落实习的指示：“必须严格遵守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纪律要求，禁止涉改革部门突击进人、突击提拔和调整交流干部、突击评定专业方面技术职称。”应当严格遵守党中央的政策，认真贯彻落实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法律，刚性约束副职职数，推行“扁平化”重构，通过立法或严格编制管理，明确推行“一正四副”等精简模式。合并交叉职能，探索“市领导直管部门”模式，大幅削减中间层级，让指挥链更清晰、响应更迅速。

  开展议事协调机构“清零瘦身”行动，对各类领导小组、委员会进行彻底清理，撤销合并大多数，确需保留的实施“年度实效评估与备案制”。大力推广数字化协同平台，以虚拟化、项目制运作替代常设实体机构。

  实行坚决的退休制度，让领导干部退下休养是党和国家的关怀，就应当好好回家含饴弄孙，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如果精力旺盛，也可以承包荒山荒坡、河湖海岔、支边支教、扶贫帮困、参加自愿者，不拿报酬，做出表率，而不是高高在上，延续待遇。严格党的纪律，不允许退休官员当担财政供养的决咨委、研究（协）会的负责人，这应当成为政治纪律，纳入反腐败的范围，强力推进行业协会“脱钩断奶”，严禁公务员在协会兼职，切断行政关联。将协会财务与业务活动纳入阳光监管，建立公开透明的信用评估与退出机制。政府通过公开竞争方式购买服务，破除行政性垄断。

  改革考核标准，以问题解决率、群众满意度、项目落地周期等结果性指标为核心；构建以实效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，并将结果与预算分配、人员激励直接挂钩，引导资源流向高效领域。以数字技术赋能“去中介化”治理：利用区块链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固化权责、优化流程、打通数据壁垒。推广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等集成服务改革，以数据跑路替代人员跑腿，从根本上减少协调环节和人为负担。

  “十副多协会”现象是治理体系“身体”上的赘余，其背后是“重量轻质、重形式轻实效”的旧有逻辑。“减负从副职和委员会做起”这一共识，标志着治理思维从“规模扩张”向“效能提升”的关键转变。这绝非简单的机构裁剪，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：它要求压缩不必要的权力层级，拆解非生产的利益链条，将节约出来的行政资源与政治注意力，重新聚焦于公共服务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使命。

  2024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强调“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”。将共识转化为行动，坚决向冗余的副职职数和形式化的委员会开刀，正是对这一要求最有力的践行。唯有卸下不必要的负担，治理体系才能轻装上阵，灵活响应时代挑战，真正的完成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。这既是对社会期待的回应，也是国家治理走向成熟、自信的必然选择。